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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切緬懷吳象先生

        时间:2021-05-20     作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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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農村經濟學家,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吳象先生于2021年5月18日11時57分逝世于北京,享年100歲。

        18日下午,吳象子女在發給浙江人民出版社編輯的信息中這樣寫道:意料中的事還是來了,我父親因綜合性衰竭癥,于今天上午11點57分離開了我們,享年100歲。特告之。

        他走時非常安祥。

        吳象,安徽休寧人,曾經長期在萬里副總理身邊工作,是協助萬里在安徽推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著名農村經濟學家和“三農”問題資深專家,不遺余力地推進中國農村改革,為我國農村改革做出過較大貢獻。

        以下節選自吳象子女吳小象、吳二象、吳阿麗所寫為農村改革鼓與呼——兒女眼中的吳象》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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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抗日的熱血青年到農村改革專家 -

         

        1922年1月16日,爸爸出生在黃山腳下的安徽休寧商山村。他的爺爺也就是我們的曾祖父吳子鼎做過太原、包頭的鹽務局長,在村里有土地,在上海有商鋪,曾經是清朝最后一任直隸總督陳䕫龍的高級幕僚,而他本人又善長書畫,名字被收錄于《中國歷代畫家名錄》中。爸爸的父親、我們的爺爺吳梅士是一名銀行職員。

        在外人眼里,出生在這樣一個富裕家庭的長子長孫,爸爸應該是一個天然的紈绔子弟。然而,爸爸多次說過,他雖然生活條件優越,內心卻十分苦悶。他的爺爺把他的正房夫人——對爸爸最親的他的親奶奶遺棄在上海,自己在蘇州另置花園洋房,丫環、管家、老媽子一應俱全。那個時代的人,早熟敏感。爸爸為自己奶奶鳴不平,但卻無能為力,心中的苦悶無法訴說。爸爸上的高中是南京安徽模范中學,他14歲起就接觸進步思想。1937年,日軍咄咄逼進,國難當頭,這一年的冬天,15歲的爸爸問外祖父要了100塊大洋,說是要到四川去念大學,其實,是要跑去找抗日的隊伍。

        爸爸從安徽到了江西景德鎮,跟著那些抗日的號召,進了國民黨中央軍校干部訓練班。在那里的三個月中,他認識了中共地下黨員陳均,在其介紹下,1938年夏天,爸爸與張鴻書、程歷艱、鍾琪結伴,經過幾個月的輾轉,來到洛川,成為一名抗大的學員。那一年,他16歲。

        在抗大的革命隊伍中,爸爸迅速從一個官僚地主兼資本家出身的進步青年成長為一個決心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的戰士。2015年,當我們編寫《大寫的人》時,爸爸的摯友、當年抗大同窗文迅伯伯的兒子文明給我們寄來一本十分珍貴的文迅的遺物:一個封皮有點破舊卻仍可看出質地精良的牛皮筆記本。扉頁上文迅寫著“購于晉東南故樟村,遜,1939.6.19.”。本子的第二頁到第四頁,是吳象送文迅上前線的臨別贈言。不妨把原文全部抄錄在這里:

        建筑在為真理而斗爭之上的宇宙觀,是你永恒的快樂。斗爭是生命的意義,它之所以能成為生命的意義,是由于它能把你短促的生命過程變為永恒底宇宙的組成部分,予你以迸濺著力的快樂!然而小資產階級的確又是動搖的,問題應該認識得這么徹底,不要為那些可悲的命運而苦惱,而要勇敢地打破密密的情感底調!經過幾年艱苦的磨煉之后的堅持戰士底崗位不是很容易的,革命職業家的榮譽也要辛苦的勞動來換!勇敢的走去吧!但時刻要準備階級致命傷的進襲。這樣你才能真的勇敢起來!一直走到最后的一步!亂寫幾句給-----在生命征途中猛進著的伙伴文迅!你的同志吳象于敵人后方的山西。June.13.1939.”

        日期簽的是英文!當我們看到1939年17歲的爸爸的親筆字,內心的震撼是無以言表的,特別是這三頁紙上展現出的那嫰稚的、熱烈的、勇敢的、恨不得每句話都是感嘆號的口號式的理想是多么可貴,多么令人熱血沸騰!

        上世紀70年代初,爸爸在中央學習班得到解放,受命籌建中共山西省委政策調查研究室,被任命為主任,后又兼任省委副秘書長。后來,因為在大寨問題上的不同看法,得罪了王謙、陳永貴,在人們正為粉碎“四人幫”歡天喜氣慶賀時,他卻又一次挨整。直到1979年夏,在萬里同志的提議下,爸爸奉中央組織部調令,到安徽擔任省委副秘書長兼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80年5月,爸爸隨萬里從安徽調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任室務委員并任萬里同志秘書。1982年出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隨后又擔任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委員會顧問及《萬里文選》編輯組副組長。

        爸爸的一生是坎坷的,但是,他又可以說是幸運的。他講到他的經歷時,常常感懷一生不曾虛度。特別是,他趕上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歷史變革,有幸成為推動這一偉大變革中的一名“小小分子”(他自己的話)。年少時,他是一個早熟苦悶的富家子弟,后來卻成為抗日隊伍中的一名戰士;年輕時,他是一個“小資”情調十足的文學青年,后來卻成長為一個著名的報人;到盛年時,一個一個臺階上來,成為黨的高級領導干部;晚年時,又逐漸演變成了一名資深的“三農”問題專家、農村改革專家、中國式的經濟學家。

        - 追隨萬里,堅決支持包產到戶 -

        去安徽工作之前,爸爸就認識萬里,但并不很熟。1966年6月,爸爸在《北京日報》任副總編輯時,參加過市委常委會,經常見到萬里。當時,《北京日報》發了一條豆腐塊大的消息,報道北京市副市長萬里檢查衛生,第二天新華社“大參考”上就登出了好幾條外電。萬里找爸爸說,“你知道不知道,這個‘大參考’鬧翻天了。拜托你(報道時)一定要把我的名字勾掉,我就這一個要求!

        13年后,爸爸沒有想到,他從工作了30年(如果加上抗日和解放戰爭則更長)的山西,被萬里點名調到了安徽——他已離開了半輩子的家鄉省份,F在說起來這個調動過程,有幾分偶然性,也有幾分戲劇性,但在當時,卻是充滿波折,還帶幾分苦澀。

        70年代末,雖然粉碎了“四人幫“,“文革”己宣告結束,但人們的思想還在禁錮中。安徽和山西,一南一北,是兩個農業大省,山西還在學大寨“七斗八斗”“大批促大干”“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安徽卻在萬里1977年6月再次復出擔任省委第一書記后,開始了“包產到戶”等農村改革的艱難探索。

        時隔40年,安徽農村改革的故事雖然早已膾炙人口,但回顧經歷過的風風雨雨,仍然是那樣驚心動魄。站在風口浪尖上的萬里,在安徽主政時期,充分顯示了實事求是的精神、撥亂反正的決心、無所畏懼的勇氣和雷厲風行的作風。

        爸爸就是在安徽農村改革起步的1979年春夏之交接到了調動的通知。爸爸在北京見到萬里。當時萬里正要出國訪問,就讓去找安徽省委書記趙守一。但是,山西省委不放人,因為組織審查還沒有做結論。后來,還是萬里找了胡耀邦,在胡耀邦的干預下,爸爸才得以到安徽擔任省委副秘書長兼省委調研室主任。

        爸爸是抱著對萬里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更是帶著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農業問題的思考到安徽的。一到安徽,他自北而南,由西向東,在全省跑了整整兩個月。所見所聞,使他大開眼界,使他了解了這場“餓著肚子逼出來的改革”的來龍去脈,特別是鳳陽縣“大包干”后農民的積極性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安徽兩個月后,1979年10月10日,11月14日,爸爸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兩篇通訊:《喜悅與希望》,《農民為什么如此喜歡責任制》(與許仲英、劉家瑞合寫),對上述非議做了針對性的回答。

        1979年底,阿麗放寒假去合肥看爸爸,住在稻香樓賓館。當時在賓館出出進進,并沒有見到萬里,卻經常碰到將要接替萬里的新省委第一書記。整個寒假包括春節,幾乎沒有什么時間與爸爸在一起。因為他那時隨萬里從肥西考察回來后,正在全力準備1980年1月要召開的省委工作會議文件,白天晚上都在忙。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省委為“包產到戶”在安徽“上了戶口”。也是在這次會議上,鳳陽縣委書記、一直嚴格為小崗村保密的陳庭元,才第一次向省委“坦白交待”,并把一份書面材料交給了萬里。爸爸后來說:“當時我就在邊上,萬里接過材料,就在那里看,但沒有問話,一口氣看下去就看完了!睅滋旌髣偵,萬里帶著一幫人,親自踏雪到小崗村看,爸爸也在其中,第一次親眼看到這個后來被譽為“敢為天下先”的“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

        1980年2月,萬里上調北京。至此,他和戰友們已經為農村改革闖出一條新路,使農業的經營體制沖擊了計劃經濟大一統的局面。然而,盡管“包產到戶”從安徽起始,像燎原之火,燃向神州大地,但是,陳舊觀念的陰影并不能很快散去。

        1980年3月上旬,在萬里指示下,爸爸和張廣友寫出了《聯系產量責任制好處很多》的長篇文章。萬里建議用安徽省委農工部的名義在《安徽日報》發表,卻遭到省委領導的拒絕。結果,在當時人民日報的領導的建議下,以人民日報特約記者吳象,人民日報記者張廣友的名義發表,文責自負。這篇7000字的文章,在4月9日人民日報上發表。這是第一次在公開報道中提出“包產到戶”的問題,在國內外引起普遍關注。盡管那時“包產到戶”不能見報,改用了個詞叫“任務到田,責任到人”,但無論在實際工作上,還是宣傳報道上,都是一個突破。

        1980年4月下旬,萬里關心安徽的情況,讓爸爸和張廣友去安徽農村看看,發現各地對“包產到戶”爭論非常激烈。4月23日至26日,省委召開南山三個地區地市委書記碰頭會,爸爸和張廣友參加了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安徽省委主要領導當著爸爸和張廣友的面,不指名地批了吳、張的文章:“現在文風不正,有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強詞奪理,硬說包產到戶不是分田單干,遲早有一天要算他們的總賬”“什么新發明創造,實際上就是搞經濟主義,工團主義,機會主義⋯⋯”等等,言辭之激烈,上綱上線之嚴重,令人震驚。

        面對這樣的指責,爸爸和張廣友并沒有害怕和退縮,他們繼續奮筆疾書,為“包產到戶”大唱贊歌。很快針對性地寫了8篇兩萬多字的內部報道《安徽省江淮地區農村見聞》,于1980年5月27日至30月連續刊出五篇“情況反映”,根據中央領導同志的意見,由新華社向全國播發。

        在農村改革的關鍵時刻,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發表了重要講話,熱情支持肥西和鳳陽的包產到戶,并指出當前的主要問題是思想不解放。但是,這個講話并未一槌定音,不論在中央,還是在地方,爭論還在繼續。

        1980年9月,胡耀邦根據萬里的提議,召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對“包產到戶”問題舉行專題座談。會議上爭論很大,開始只有少數幾個人明確表示支持,多數保持沉默,也有不少反對的。由于意見不統一,會很難開下去。在這種情況下,杜潤生做了個另辟蹊徑的發言,扭轉了會議的氣氛。他提出溫飽問題如何解決,然后用事實和數字強調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進而在大家極為對立的情況下,最后形成了1980年中央75號文件,提出了有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

        爸爸從1980年調回北京,擔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室務委員,主要的工作就是為萬里起草文件,幫助萬里調查研究農村問題。這個時候,爸爸已經對“包產到戶”從理論到實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體會,更加義無反顧地投身到農村改革這一歷史性變革當中。1980年底,爸爸與李千峰、張廣友一道,到黃淮低產落后地區的12個縣做調查,深深感到廣大農村似乎進入一個可以感受到、可以觸摸到的歷史轉折。越是貧困落后的地區變化越大,變化越快。不是一個公社、幾個公社,而是整個縣、整個地區都在發生根本性變化。他們根據調查的結果,先后寫了情況反映,發回五篇內部參考。胡耀邦看到他們的考察報告,感到十分振奮,當即讓新華社發出通稿,全國各報刊登。

        1980年8月,陳永貴辭去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1980年11月,中央批轉了山西省委在推廣大寨經驗中錯誤的檢查,作為中共中央83號文件下發,中央承擔了責任。至此,“農業學大寨”正式劃上了句號。

        1981年12月,萬里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小組會上越來越多的人發出呼吁,“應當給包產到戶上一個社會主義的戶口”。中央為慎重起見,反復研究修改,書記處幾次討論審查,最后通過時已經來不及在年內發出,只能作為1982年的1號文件了。

        第一個1號文件最重要的就是“包產到戶”被正式確認為社會主義農業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很快,在胡耀邦的提議下,每年來一個1號文件,專門講農業問題。從此,連續五個1號文件開始了,它們成了農村改革最重要的指路航標。

        爸爸作為萬里的秘書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程參加了每年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和五個中央1號文件的起草。

        1984年,國務院總理通知聯合國糧農組織,中國的溫飽問題基本上得到解決。從此,中國農民走出困境,來到廣闊的天地,走向了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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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陽關道與獨木橋》有關的故事 -

         

        在農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仍然存在很多爭論的時刻,1980年11月15日,爸爸在人民日報發表長篇署名文章《陽關道與獨木橋》。這篇文章,不僅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而且后來也給爸爸帶來很高的榮譽。因這篇文章,爸爸獲得了1984年首屆孫冶方經濟學獎。

        這篇文章,是一篇對中央75號文件解讀的長篇政策性論文,但卻以個人名義發表,不免給人以很大的想像空間。圈內人都知道,爸爸是萬里的助手,連我們子女也都覺得這篇文章一定是萬本人的授意之作。后來,因為這件事,二象問過爸爸,爸爸肯定地說,沒有。事先并沒有對萬里講過。文章發表后,萬里在《人民日報》上讀到,才問起的。爸爸從頭到尾參加了省委書記座談會,見證了中央75號文件形成的全過程,這篇文章是有感而發寫下的文字!瓣栮P道與獨木橋”引自會上兩位省委第一書記對“包產到戶”針鋒相對的爭論。一方是當時任貴州省委第一書記的池必卿,與爸爸多年前在山西就認識。他向爸爸描述了爭論發生的時間、地點和情形。其實,陽關道與獨木橋并不是池必卿的原創,這是一年前萬里回敬陳永貴的話。

        這篇文章,署名吳象,當然應該是“文責自負”。但是,在當時社會情形下,《人民日報》也應該預料到發表這樣一篇重磅文章,會帶來怎樣的反響。

        果然,文章發表后,贊同的,反對的,短短時間內,就收到600多封讀者來信。有一個省當時正在召開政法工作會議,會上,主管政法的省委書記竟指責此文作者是所謂“教唆犯”,提出應該追究其法律責任。長江邊上有一個大城市分管農業的負責人竟在干部大會上宣布:“誰要繼續搞包產到戶,是共產黨黨員的開除黨籍,不是黨員的開除公職!公安局的大門敞開著,不希望你們有人進去,但誰要一定往里鉆,那也沒辦法!备幸恍┯H人朋友為爸爸擔心。當時小象還在山西,爸爸過去的一些省委老同事好心地讓小象給爸爸捎話,“告訴老吳象,都這么大歲數了,不要再摻和這些爭論了!”

        萬里雖然沒有授意,卻對這篇文章給了很高的評價。1997年10月10日,萬里接受黨史研究人員的釆訪,回顧農村改革斗爭的三個回合時說,75號文件下達后,“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長文章,題目叫《陽關道與獨木橋》,就是闡述會議精神,為包產到戶說好話的,很受農民歡迎!

        但這樣一篇顯然會引起爭論的文章,怎么能夠在中央黨報上以顯著的位置上發表呢?其實,我們也并不了解其中的過程和細節,爸爸也不曾對我們說過。但是,有一點我們是了解的和肯定的,那就是爸爸與《人民日報》、新華社的老領導,特別是這些擔任農村報道的老同志們有著深厚的淵源和情誼。

        人民日報多年的農村部主任,人稱“李老太”的李克林,一直站在風口浪尖上,她和爸爸都是人民日報創刊的元老。阿麗與她的女兒李銀河是小時的朋友,與李克林很熟。李克林長期主持《人民日報》學大寨的報道,在艱苦奮斗的大寨人身上,她寄托了對農民深厚的感情,然而對于學大寨運動中的宣揚“階級斗爭”,她感到太沉重、太痛苦了。所以,當她得知爸爸因“反大寨”的罪名而挨整,自然是心懷同情和憤慨。李克林雖是一雙“解放腳”,一口河南腔,幾分土氣,但她畢生“為農民爭自由,為新聞求真實”,她能準確地觸摸到農村土地所有制巨變的脈動,對農村政策的焦點和農民的痛苦了如指掌,悲歡與共。所以,當李克林看到爸爸在安徽一篇一篇文章寫出來,總是由衷地高興。爸爸的每一篇文章都與她商量、討論,得到她全力的幫助和支持。

        人民日報后來的農村部主任姚力文是1948年加入人民日報時就與爸爸認識的!拔母铩鼻坝幸欢螘r間他曾經給劉少奇當過秘書。一直到2013年,爸爸多年與姚力文保持著聯系。姚力文是山東人,個子不高,說起話來笑瞇瞇的。經常到家里來與爸爸長談。爸爸多次說過姚力文,“不愧是當過劉少奇的秘書,就是比一般人理論水平高!

        1977年,安徽突破禁區,制定了“省委六條”。姚力文了解到安徽的情況后,盡管知道當時國家農委的領導是持反對意見的,他還是毅然決然地去了安徽。1978年2 月3 日,人民日報在一版發表了姚力文、田文喜的報道《一個省委文件的誕生》,向全黨推薦“省委六條”。這是中央報刊上第一篇報道安徽農村改革的文章。爸爸到安徽調研,姚力文把了解的情況向爸爸詳細介紹,共同探討怎樣為剛剛起步,在艱難中探索的農村改革吶喊助威,保駕護航。

        不論是與爸爸合寫文章的張廣友,還是李克林、姚力文,不僅是農村改革戰線共同戰斗的戰友,更是相知相惜的朋友。他們在采訪中、考察中都親眼目睹萬里深入鄉里、訪貧問苦的情景,不約而同地記錄下過催人淚下的情景:

        1977年6月,萬里到農村查訪,步行入村見到一個觸目驚心的場面。根據姚力文的回憶,農村一家人不能同時出工,因為沒有那么多條褲子!揭開鍋一看,都是菜葉,基本沒有什么糧食。萬里當場眼淚刷刷地流下來,痛切地說,“執政二十八年了,現在老百姓還這樣,我們真對不起老百姓!”1978年1 月下旬,張廣友陪萬里去皖東農村考察,萬里問一個年輕的農民有什么要求,他打開棉祆襟,拍拍肚皮說:“沒別的要求,只要吃飽肚子就行了!”再問有什么要求,又拍著肚皮說,“里面少裝點山芋(紅薯)干子就行了!”事后萬里說,“你看我們的農民多好啊,他們的要求不高啊,這是最起碼的要求,可是解放二十八年了,我們連農民這點起碼的要求都沒滿足!”1980年初,爸爸跟隨萬里去小崗村探望。豐收了的農民把花生往萬里軍大衣口袋里裝,萬里不要,一個老太太笑著說,“往年想給也沒有!”小崗人要求讓他們“試上三年”,萬里說,“我批準你們試五年!”小崗人說,“有人打官司要告我們”,萬里回答,“這個官司我包打了!”

        有人概括農村改革的成功,決定于黨的政策、群眾創造、輿論支持。在農村改革中,媒體參與其中,推動變革,作用是實實在在的。農村改革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聲,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在農村改革中做出了獨特的貢獻,而這些老報人不僅是中國農村改革的親力者,更是推動者,爸爸與他們同㩗手,共進退,齊心合力,為農村改革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 農民情懷從哪里來?-

        爸爸有相當強烈的“農民情懷”,不論是他多年的同事,還是親朋好友,對這一點都有共同的認識。許多人不禁要問,這種情懷到底從何而來?

        爸爸他們這一代人,年輕時懷抱的理想,就是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打造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而幾千年來,中國各階層中最弱勢的群體——農民,就是他們立下誓言,要為人民服務的最大群體和主要對象。爸爸雖然出身于富裕家庭,從小過著大城市的生活,但他從16歲進入抗大的第一天起,就住在村子里,開始與農民打交道。東渡黃河進入太行山,更是住在黃土高坡,吃著小米,喝著漳河水,從“土八路”到農民也就一歩之遙。爸爸總是說,“我這條命是老百姓給的!1942年,日軍發動“五月大掃蕩”。爸爸反掃蕩之初就得了重感冒,行軍轉移一直高燒并轉為傷寒。他無法隨隊行動,隱蔽在沙河縣一個小小山莊附近的山洞里,與一位近產期的女同志一起,由一個小通訊員照顧。過了七八天,留下的糧食吃光了,爸爸病重昏迷,通訊員把爸爸托付給附近山洞的一位老太太,陪著那位女同志去找隊伍,找糧食,卻遇到敵人搜山失蹤了。那些天,爸爸全靠這位老大娘接濟一點酸菜湯、酸棗面和野杏勉強維持生存。后來,幸而有幾個被沖散的戰士路過發現了爸爸,才把他帶回隊伍。

        1948年,爸爸作為人民日報記者組成的土改工作組成員,在晉冀魯豫邊區總部所在地武安十里店住下,參加了土改復查整黨運動。在那里,爸爸親身經歷了土改中的風風雨雨,對黨的農村政策,特別是土地政策有了切身的體會。

        爸爸在《山西日報》社工作17年,與農民打了更多交道。這張報紙以報道農村見長。作為總編緝,他提出“將山西日報辦成一張真正具有山西特點、山西風格、山西色彩的省報、地方報!1965年3月,他邀請參加全省農業先進單位代表會議的李順達、陳永貴、周明山、申紀蘭等十位勞動模范到報社參觀座談。1962年到1965年,在他主持下,《山西日報》先后推出西溝、大寨、楊談、曲峪等十個先進典型,他親手寫經驗報告。那時,我們在報社的家里,時不時就有這些一身農民打扮、滿口鄉音的支部書記來家里談話、吃飯。那時,他經常下鄉蹲點,自己動手找第一手資料。我們知道最長的一次就達一個多月。他為“大躍進”、人民公社宣傳過,也為“畝產萬斤糧”鼓吹過,但是,他親自下鄉與農民住在一起,也了解到了基層農村許許多多觸目驚心的真實情況。

        《山西日報》是最早發現、進而大力報道推廣大寨典型的。但是,隨著“文革”帶來的極左思潮越來越泛濫,大寨從一個艱苦奮斗的農業典型變為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典型。后來,爸爸因為對大寨問題有不同的意見而挨整,因而,他對大寨問題的思考,擴展到對整個農村問題的認識和反思。爸爸在報社抓了那么多農村先進典型的報道,他知道,有一個好的帶頭人,一個村子可能就搞上去了,但是,在廣大的農村,絕大多數的農民還是極為貧困的。爸爸和其他許多人一樣,都在苦苦地追尋著這個問題的答案。

        1979年,當爸爸到了安徽工作以后,親眼看見了小崗村的巨變。鳳陽縣的迅速發展,滁縣地區的突飛猛進,以及安徽全省農村出現的欣欣向榮的景象,這就是農村實行“包產到戶”、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自下而上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的結果。農民有了生產自主權,有了支配自己勞動果實的權力,迸發出了前所未有的熱情,創造出了震驚世界的奇跡。

        從安徽再回到北京,爸爸輔佐萬里農業農村改革方面的工作,更進一步了解了全國范圍的情況,有了更廣闊的視野和更加深入的思考。

        爸爸對我們說過,鄧小平、胡耀邦、萬里,對包產到戶最支持。他們以前很少獨立地全面地管過農業方面的工作,但為什么他們對農業問題的癥結看得這樣清楚,干起來這么堅決呢?他說,“主要是他們做事情出發點是老百姓!卑职侄啻翁岬,萬里在安徽幾次提過:“我們是靠農民起家的,農民是我們的父母,(不能)進了城就忘了娘了!卑职终f,萬里與有些干部不一樣,他從來就沒有忘記過這一點。

        爸爸自己也努力以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改革家為榜樣,兢兢業業地為農村改革的偉大事業而工作,從來不敢忘記自己的衣食父母——中國的八億農民兄弟。

        2020年1月,爸爸將要過98周歲的生日,就要向期頤之年進發了。在寫這篇文章時,我們誠惶誠恐,因為我們都不是農業方面的專業人士,自覺沒有資格來評述爸爸這一輩人經歷的農村改革歷程。然而,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目睹了爸爸跟隨著具有遠見卓識、與民同心的國家領導人,與那些禪精竭慮,為農村改革鼓與呼的一大批同事,兢兢業業地工作在農村改革的戰線上。爸爸工作了幾十年,留下了上百萬字的文字和錄音以及錄像資料。2007年5月,鳳凰衛視采訪作《口述歷史》錄像,記得在家中85歲高齡的爸爸從早上9點一直談到晚上8點,中間只有半小時吃了一點午飯。2018年,中國(海南)改革開放研究院與新浪視頻推出的《千人獻禮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我們的四十年:初心與榮耀》中節選的爸爸關于農村改革的一段視頻,是他2015年93歲時在醫院住院期間拍攝的。那時,他身體有病,沒有力氣談論別的事情,但一說到農村改革,馬上提起精神,侃侃而談,一口氣錄了兩個多小時。因為爸爸這幾十年中所親身經歷的事情實在太多、太熟悉了,打開話題就難以收攏。我們不但親眼目睹了爸爸的工作,而且,作為改革開放的親身經歷者,也感同身受了“餓著肚子逼出來的農村改革”以及四十年來國家方方面面所發生的巨大的變化。所以, 回顧這段歷程,覺得一幕一幕像電影在眼前回放,重現了那個特殊年代給共和國幾代人留下的深刻的、難以忘懷的記憶。

        爸爸雖是“小小一分子”,但他與那些為農村改革鼓與呼的幕后英雄們一起,組成的群像,將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長河中留下他們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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